【作者简介】谢娅，女，汉族，贵州毕节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王福元教授。性格活泼开朗，学习认真，励志成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摘 要】 本文聚焦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剖析其教育改革思想产生的渊源与历史影响。研究表明，其“制度革新——教育救国”理念植根贵阳李氏“叔侄四进士”的家学传统，在四省乡试主考的仕途实践中洞察科举弊端，经甲午战败等时代冲击完成思想觉醒。在影响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关键人物中，倭仁的理学思想促使其反思“中体”局限，黎庶昌的西方政教理念提供革新参照，梁启超的西学启蒙推动其思想质变。实践层面，李端棻提出的“一经五纬”教育改革体系奠定了近代学制的基础。其教育改革思想经梁启超“新民说”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更在西南地区催生教育近代化浪潮。笔者认为，李端棻是传统士大夫精神与近代启蒙思想的融合者，其“制度奠基——思想启蒙”双轨路径对当代教育改革具启示价值。

【关键词】 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影响

一、引言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深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甲午战败更暴露制度积弊，催生“教育救国”思潮。在此历史转折点上，李端棻以传统士大夫与维新旗手的双重身份脱颖而出。官至礼部尚书的他，既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与执行者，又是最激烈的批判者与改革者，成为突破“中体西用”框架的关键人物。但李端棻从恂恂学子而至方正之臣，再到维新中坚。䫏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受到家学庭训、学林问道、友朋交往以及乡土人文的滋养，在近代改良思潮及西方文化冲击的交织中逐渐成型。这一思想的嬗变历程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

学界对李端棻的关注，多聚焦于其《请推广学校折》的制度创见与维新政治活动，却较少深究这些思想背后的家学渊源、仕途淬炼与时代催化——那些藏在家族经世传统中的教育自觉、科举考场中对旧制弊端的痛切观察、与梁启超等新旧士人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恰是其革新理念的关键。本文试图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沿着“思想渊源——历史影响”的脉络，探寻这位传统士大夫如何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完成“自我迭代”，并揭示其“制度奠基与思想启蒙并重”的重要影响，为进一步发扬“端棻文化”的价值贡献一份力量。

一、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四重维度”

李端棻三岁失怙，幼时家贫，与母亲何氏相依为命，幸得其叔父李朝仪与舅父何中宪悉心教诲。李端棻勤学好问，在两位良师的教导下学业精进，于同治元年（1862）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1863）又折桂，考中进士。李端棻是贵筑人（今贵州省贵阳市），自幼生活在黔中，受到当地文化以及经王阳明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其为官期间，亲历清末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目睹官场积弊、国势衰微，亲身处理政务的经验使其深刻体认到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同时，身处晚清这一大变局中，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深刻重塑了包括李端棻在内一代士人的思想视野。内外交困的时代洪流，最终推动这位深受家学滋养的士大夫从体制内寻求改良，进而对更激进的救国方案产生共鸣与追慕。

（一）家学和本土传统的浸润

家学庭训李端棻的思想深植于贵阳李氏家族的经世传统。作为“叔侄四进士，两代九举人”的文化世家，李氏家族以“通经致用”为治学核心，既恪守儒家伦理秩序，又强调学问的现实观照。叔父李朝仪“为官为民”的务实政风与舅父何亮清“通经致用”的治学方法，共同塑造了其早期思想内核。李朝仪任三河知县时捐建书院的实践，使幼年的李端棻深刻体会到教育对地方治理的根基作用。何亮清作为“状元之师”，则以打破空谈理学的治学路径，引导其关注学问与社会变革的联结。这种家学熏陶并非简单的科举文化传承，而是将儒家“修齐治平”理想转化为“以教育改风气、以人才强国家”的实践自觉，成为其日后批判八股取士、倡导教育革新的深层文化基。他一直铭记两位良师教诲，其晚年曾对学生梁启超等人感叹道：“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追怀畴昔，欷歔若不自胜。”（何麟书：《李苾园先生遗诗序》，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页。）

本土文化李端棻出生于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此地文化兼具中原儒学内核与边地务实精神。李端棻自幼生活在贵筑，成长在阳明心学的浓郁氛围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耳濡目染，有所承受。阳明学中冲破传统的意识和民主、平等的思想，李端棻自然是有所吸收。当地“地瘠民贫、教化滞后”的现实困境，与王阳明心学中“事功即心功”的理念相互激荡，促使他将“经世致用”理解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应。李端棻服膺儒家入世思想，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的诗集《苾园诗存》中亦充满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以及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何音娥：《论李端棻儒学思想之演进》，《汉字文化》2023年第23期:第147-149页。）黔地文化及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这种地域文化基因也是其推动教育革新的深层思想渊源之一。

（二）仕途历练的反思

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士宦生涯中，李端棻由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转变为体制内的系统批判者。1867—1895年间，他四度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乡试主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深切目睹八股文“脱离实学、桎梏人才”的弊端：士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经史之正学不敢道”，导致“真才湮没于空疏，吏治日坏于刻板”。这种实践观察，在李端棻担任云南学政时进一步得到深化——他奏请为云贵举子提供赴京应试路费补贴的举措，既体现其对边陲人才的制度关怀，亦暗含对科举地域失衡与内容僵化的反思。此时，李端棻开始初步实践教育公平的理念，批判教育领域内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

1895年甲午战败与“公车上书”事件成为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关键转折点：贵州95名举人参与联名上书，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李端棻对这一闭塞地区竟有这么多人关切国事深感震惊。这证明，民智可开。然而，如此多人才仍无法阻止中国战败的结局，此况让李端棻强烈意识科举选才机制的弊端，以及“民智不开则国势难振”的现状，从而确立其“教育为救国根本”的核心认知。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李端棻从指责“八股脱离实学”转向否定整个旧教育体系，直言“教之之道未尽”导致人才乏绝。其“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的论断，正是这种实践反思与时代焦虑的集中迸发。

（三）友朋交游的影响

李端棻的思想转型得益于多元思想网络的交织。同治二年（1863），李端棻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深得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惇衍的器重。李端棻作为理学名臣倭仁的门生，倭仁“拒斥西学、固守旧制”的极端立场，反向激发李端棻对“中体”局限性的反思与批判。黎庶昌通过《西洋杂志》系统介绍西方公共教育、议会制度与知识传播体系，使李端棻接触到“教育普及化”“政教分离”等现代理念。可以说，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一经五纬”方案中分级学制构想，就是受到了同为贵州籍人士黎庶昌的启发。李端棻从黎庶昌的《西洋杂志》中，得知许多从书本中难以获得的情状，体察到黎庶昌力主效法西洋的意旨，以及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大计。二人旨趣投契，情谊益笃。（黄江玲,黄万机：《李端棻思想演化历程探寻》，《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02期:第52-56页。）

此外，黄遵宪、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的维新思想也影响了李端棻思想的形成。1889年广东乡试中，李端棻识拔17岁的梁启超。出于爱才心切，李端棻当即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从而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兼有“师生——亲属”的双重纽带。在此后的十年间，梁启超向李端棻输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达尔文进化论等学说，推动其从体制内改良者转向系统革新者。1896年《请推广学校折》虽由李端棻直接上奏，但其核心思想——如“京师大学堂的顶层设计、藏书楼与仪器院的现代教育配套构想”等，可视为二人“中西融汇”思想的共同结晶。这时，梁启超向李端棻引荐黄遵宪，二人相见如故，交谈甚欢。黄遵宪接触西方文化甚广，心中早已萌发维新变法的主张。在接触与交谈中，李端棻也受到其西学思想的启发。与此同时，李端棻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成为知己好友。诸如此类的交往关系，成为李端棻“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评价的重要开端。

（四）西方民主思想的启发

李端棻通过多重渠道吸纳国外思想。早年研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他对西方“三权分立”政体与教育体系产生浓厚兴趣。任职总理衙门期间，通过考察同文馆及上海广方言馆的教学模式，坚定了他“西学为用”的改革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李端棻对日本明治维新尤其关注，这成为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关键转折点。他认为“日本以小国变强，全在改易旧制，广兴学校”，故在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时，明确借鉴了日本学制。

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交融互鉴，深刻撼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传统思想格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李端棻为代表的官僚士人群体，开始对经世致用思想进行重新阐释，并对儒家传统文化体系展开全新审视。李端棻从流放之地获赦返乡后，应巡抚邓华熙的聘请，担任贵州经世学堂的主讲，在教学实践中大力倡导“新学”教育理念。其授课内容着重围绕“民权自由真理”展开，每日课程的核心主题多为“培根、卢梭等思想家的学说”。此外，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学说，也是他讲学时频繁涉及的重要内容。他将关注的视角转向社会现实问题，把文化教育事业与政治变革、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积极从西方思想体系中汲取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人权平等观念以及唯理分析等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的精髓。（骆利红：《“新学”与晚清为官士人的转型——以李端棻为例评析》，《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22期:第89-91页。）

二、历史影响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进程中，李端棻以教育革新者与思想启蒙者的双重角色，在传统教育体系逐步瓦解、近代文明思潮不断涌入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制度建构、思想传导与西南区域实践的多维探索，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他提出改革国家教育制度设计，并到西南发展了教育事业，不仅打破了洋务运动“器物革新”的局限，而且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教育改革的理论支撑，更促进西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教育的近代化。可以说，李端棻是衔接传统科举教育与现代学制转型的枢纽性人物，其影响渗透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与区域发展的多重层面。

（一）近代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

李端棻的核心功绩在于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搭建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光绪帝发布新政以图自强，其首要的问题就在于怎样解决人才的问题，而人才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发展教育是强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李端棻更明确指出：“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针对该问题，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一经五纬”的改革方略，彻底突破了洋务运动时期“碎片化办学”的局限。

所谓“一经”，是主张构建“京师大学堂——省府学堂——州县学堂”的三级学制体系，这一设计首次以国家制度层面的规划推动教育普及，直接成为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及1904年“癸卯学制”的制度蓝本。而“五纬”则通过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游历（留学）五大配套机制，构建起“教学——研究——传播——实践”的完整教育生态链，直击洋务教育“仅习西语西艺而不究富强之本”的弊端。《请推广学校折》获得光绪皇帝的重视和采纳，以及朝臣的赞同和支持，各类学校在全国建立起来。教育革新从士绅倡议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中国教育从传统科举体系向现代学制的系统性转型。

（二）维新思想谱系的传承与升华

作为“伯乐型思想家”，李端棻通过自己遍及朝野的人才网络，使维新思想如涟漪般向外激荡。他“教育为救国根本”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梁启超，成为其《新民说》中“民智、民权、民德”国民性改造理论的逻辑源头，推动维新思想从制度革新的表层，跃升至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启蒙。正如梁启超所言，李端棻之教“非徒授业解惑，更启吾以天下之责”，这种思想传承，打破了宫廷改革的藩篱，为近代启蒙提供了理论资源。

李端棻一生门生众多，识拔的贤才难以计数。他悉心举荐的严修、熊希龄、林绍年等人才将其教育主张付诸实践：严修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体系，熊希龄推动民国初期教育改革，林绍年任云贵总督时在西南地区落地“一经五纬”方案，形成“中央倡议——地方实践——民间呼应”的改革网络，使教育革新从文本设想转化为社会现实。

（三）西南近代化的启蒙引擎

晚年流放归黔后，李端棻在西南边陲实施教育改革，成为推动区域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1901年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时，他打破“四书五经”的传统课程体系，在教学中宣传新学，以“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的开放姿态积极培育新一代知识分子，强调“萌芽新政要推行”，积极对贵州学子进行维新启蒙，从而打破了西南地区的思想闭塞的局势，推进了贵州的思想进步。为了改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以及缺少学习新学途径的情况，李端棻还撰写了《普通学说》，用作经世学堂讲稿，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

面对守旧派“敢将孔孟比卢梭”的非议，他以“天下之理，唯变所适”回应，彰显革新勇气。在制度建构层面，1902年他与其他贵州乡贤共同创办贵州首所中等师范学校——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该学堂有办学的过程中，主动引入日本教员开设现代科学课程，解决了新式师资短缺问题。1906年，李端棻等人积极推动贵阳府中学堂改制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将其倡导的“五纬”办学理念转化为“中西合璧”的课程体系；联合地方士绅推动151名贵州学子留日，开西南大规模留学之先河，这批学生日后成为辛亥革命在西南的骨干力量。至1907年，贵州全省开办近700所学堂，初步构建起近代教育体系框架，李端棻由此奠定了“西南教育近代化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三、结语

李端棻的思想演进史，本质是晚清士大夫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寻求文化突围的缩影。其家学赋予的经世理想，使其避免陷入空谈义理的窠臼；仕途实践的制度反思，使其超越传统士大夫的阶层局限；师友网络的思想碰撞，使其突破“中体西用”的理论桎梏；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使其重新审视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多重因素的交织，使其成为连接倭仁理学保守主义与梁启超新民启蒙思想的关键枢纽，使其从一位“恂谨书生”，成为一位正直干练的官员，又在维新思潮涌起的时代大潮中，成了浪尖上的弄潮手。

李端棻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实现了“宫廷改革者”与“地方启蒙者”的身份统一：作为礼部尚书，他推动国家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作为返乡士绅，他在西南边陲播撒教育近代化种子。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使中国教育的革新不断进步。李端棻在临终前致信梁启超，说道：“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正是其承古启新精神的永恒写照。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不仅是一座思想桥梁，更是一炬不灭的启蒙之火，照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漫漫长路。李端棻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在传统中寻找资源，在变革中坚守底色”的历史样本——这或许正是其思想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谢娅  邮编：550025）